1940年代，一名士兵举起一名年轻的女人，将她送给卡车上的大兵。这名大兵不但亲吻她的嘴唇，甚至将手放在了她的腰间，这名女子不是车上那名大兵的情人，也不是风尘女子。
1941年12月10日，珍珠港被炸的第二天，好莱坞就行动起来，成立了“好莱坞胜利委员会”，由克拉克·盖博、詹姆斯·卡格尼等一线明星轮流坐镇。紧接着1942年初，罗斯福总统亲手推动创办了美国劳军联合组织（USO），把民间娱乐力量整合到战争机器里。
到1945年战争结束，这个委员会组织了超过4100名演员，免费演出5.6万场，明星们跑了五百多万英里。整个战争期间，总共有37名USO演职人员在执行任务中丧生，最有名的是乐队领袖格伦·米勒，他的飞机在飞往法国途中消失于英吉利海峡上空。
那张被反复传播的照片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拍摄的。1941年洛杉矶某处，19岁的女演员玛莎·奥德里斯科尔被一名士兵托举起来，跟卡车上的大兵接吻。她原是环球影业签下的女演员，演过恐怖片《德古拉之屋》，是那个年代流行的“针织衫女郎”之一。
照片里这些士兵隶属于加州国民警卫队第40步兵师，几个月后他们将开赴夏威夷，再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和菲律宾战场经历了硬仗，伤亡超过三千人。
这张照片传播极广，中国人看了往往觉得不可思议——跟陌生人接吻，这在东方文化里是不可想象的。但在当时的美国，这只是USO劳军的一种常规操作。女演员们被拉到军营，跟士兵握手、跳舞、接吻，本质上跟唱歌跳舞一样，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。士兵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，因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：这是战争。
玛莎·奥德里斯科尔不只是拍了一张照片。1943年，她跟着埃罗尔·弗林等人的USO巡演团，跑到了阿拉斯加的荷兰港，在零下的寒风里为驻军表演。同一年她还去了阿留申群岛，给刚从日军手中收复岛屿的美军演出。
后来她又南下太平洋战区，跟潜艇指挥官交谈，跟军乐队合影，留下了超过200张记录海外劳军生活的照片。有一张穿着USO制服的官方肖像照，标牌上写着“演艺人”，这就是她在战争中的正式身份。1943年她嫁给了一位海军少校，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十个月。
好莱坞在这场战争中的投入是系统性的。鲍勃·霍普和弗朗西斯·兰福德组成的劳军组合，足迹遍布英国、意大利、北非和南太平洋，兰福德朴素的打扮在军中魅力无人能敌。卡罗尔·兰迪斯作为1940年代的电影明星，也在USO的巡演中走遍了各个战区。
滑稽戏演员雪莉·布里顿通过USO为军队演出，后来甚至获得了荣誉准将军衔。贝蒂·葛莱宝更是以一双美腿闻名，她的照片被士兵们贴在鱼雷艇和轰炸机上，成为了军中的集体情人。这些女星绝大多数拿的报酬极低——普通演员周薪约100美元，大明星们往往只象征性地领10美元。
这种大规模娱乐动员的效果，比单纯的列队喊口号要持久得多。二战期间，每周大约有9000万美国人进电影院。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在1942到1945年间审查了1652份剧本，删改所有对美国不利的内容，负责人埃尔默·戴维斯坦言：将宣传注入人心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让它从娱乐画面中渗透进去。
但这台宣传机器的代价也是真实存在的。除了那37名牺牲的USO演职人员，还有像伊芙琳·沃尔伯格这样的舞者，不顾丈夫和姑妈的劝阻，执意跟着“快乐疯帽子”巡演团飞往菲律宾，1946年2月她乘坐的C-47运输机在菲律宾群岛上空失踪，18年后学生们登山时才发现残骸。
与此同时，另一种更廉价的“劳军”形式也在大规模运作——招贴画女郎。插画家吉尔·艾尔夫格兰笔下的性感女郎，被印成海报贴满了美军营房、潜艇床位和轰炸机舱壁。丽塔·海华丝的照片甚至被贴在第一颗投放到比基尼岛的原子弹上。
士兵们把海报女郎画在轰炸机机头，涂在军服和车辆上，当作战场上的吉祥物和护身符。陆军办的休闲杂志《YANK》，每期附送一张海报女郎的泳装照，在军中供不应求。这些贴在墙上的美女，在战争心理学的框架里，帮士兵们短暂逃离了对死亡的恐惧，也客观上减少了战场上的性犯罪发生率。
从好莱坞胜利委员会到USO，从玛莎的亲吻到贝蒂的美腿，从格伦·米勒的失踪到招贴画女郎的全球传播，1940年代的美国用一套完整的娱乐动员体系，把明星、性感、音乐和笑容全都打包装进了战争机器。这
种做法放在今天看或许有些匪夷所思，但在那个每天都有运输船往回运阵亡通知书的年代，这些女星的笑容跟士兵揣在胸口的家信一样，是他们在炮火中拼命想要活下来的理由之一。
战争结束后，玛莎·奥德里斯科尔在1947年拍了最后一部电影，嫁给了一位电器巨头兼赛马场主，搬去欧洲生活，这段历史也就此翻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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